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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曝光醉驾人员个人信息法律思考

  • 分类:行业资讯
  • 作者:贵州省律师协会
  • 来源: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 发布时间:2022-08-25 08:53
  • 访问量:354

【概要描述】摘要:在社会中公布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看似能够起到积极的惩罚与教育作用,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但该行为不仅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给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带来泄露的风险,同时也超出了行政行为的必要限度,于法无据,给醉驾人员带来法外负担。

 

关键词:个人信息 行政处罚 比例原则

 

正文如下

 

醉酒驾驶严重危害社会和不特定公众的安全,国家对此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逐渐加大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打击力度与禁止醉酒驾驶的宣传力度,社会公众更是对醉酒驾驶行为深恶痛绝。近几年部分地区以采取将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公布的方式来警示社会公众,并以此预防醉驾人员再行醉驾行为,该方式虽取得了社会公众的支持,但该方式既不妥当、也不合法、更不合理,其背后更是存在诸多法律问题。首先,我国《行政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交管部门公布醉驾人员个人信息之权限,公布他人个人信息于法无据;其次,采取该方式是较法定处罚更为严厉的制裁,超脱了法律规定,超过了必要限度;最后,该方式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非必要的损害,将醉驾人员的照片与身份证号(虽隐去部分)等个人核心信息永久性公之于众,会给醉驾人员带来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

 

一、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我国法律对于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罚方式具有明确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四款规定:“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只赋予了将醉酒驾驶者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并未规定对于醉酒驾驶者予以将其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的处罚。

 

对于支持曝光醉驾者个人信息的观点认为:该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但该种观点明显欠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很明显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并不符合以上对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要求,行政机关无权将该些信息公之于众。

 

其次,我国《行政处罚法》也未赋予公安交管部门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权限,即使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该规定并没有明确可以公开被处罚人的身份证号码、头像、住址等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同时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结合后者可以看出,我国并无法律、行政法规对公布醉驾者信息进行授权,国家机关对公众公布他人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法律依据,且不能超出必要限度。故绝不可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进行公开,也不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主动公开。
 

最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该条规定了公开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的原则,同时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一)取得个人的同意;……(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至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行政机关公布个人信息不仅违背了公开个人信息的原则,同时也不符合法定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另外在公布的个人信息中含有本人照片、头像等信息,该部分信息包含个人生物特征,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对敏感信息的界定,属于敏感信息的范畴,必须严格保护。
 

综上,无论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驾处罚方式的规定,还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均无授予将醉酒者的个人信息公开的权力,故将其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的行为超出了法律的授权,于法无据。

 

二、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必要限度,违反了比例原则
 

在我国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采取行政管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根据文义解释即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方式应当秉持“侵害最小”的原则,在能够达到处罚与教育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违法者的侵害。前文中已论述《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酒驾驶不包含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法律后果,此处不再赘述。但笔者认为,既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醉酒驾驶的法律后果,就表明该些处罚方式足以达到惩罚与教育的目的,无需再通过公布个人信息的方式发到法律目的。

 

试想当一名醉驾人员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领受了处罚,再使其承受公之于众后的舆论压力,势必会对醉驾者带来法外的责任与义务,这无异于是为更加严厉的惩罚与制裁,是对醉驾者名誉和社会公信力的羞辱和贬损,是一种游街式的惩罚。醉驾者已经遭受了吊销执照、刑事处罚等相应处罚,不应当遭受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惩罚。这种羞辱式惩罚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必要限度,虽说此举是为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但在法律上无明确授权,正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将醉驾者曝光的做法已经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又给醉驾者带来的法外责任也已超出了行政必要性的限度,违反了比例原则。

 

 三、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非必要损害

 

 

将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公布的内容包括本人照片、身份证头像、身份证号、车牌号等信息,不同地区选择的信息组合方式也存在差异,但据笔者所了解,尽管会对公布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但结合信息仍不能排除识别出醉驾者的可能性,毕竟行政机关首先要保证公布信息的可信度,使公众认为该醉驾者并非由行政机关为警示而编造,同时还需要使该醉驾者知悉自己被公布,由此大大提高了本人可被识别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被公布者的社交范围内,结合其相貌特征被识别的可能性更是大大提高,更何况个别地区并未对个人信息做任何的技术处理,如海口交警在公布时未对被公布者照片进行任何处理,无异于将其永久钉在了十字架上。与此同时前文所论述的敏感信息还面临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在某整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使醉驾者的心理和生活遭受双重折磨。由于互联网的特点,醉驾者的这些个人信息一旦公开,将会永久保存在互联网,被网民在任何时候搜索出来。
 

对于醉驾者而言,在领受了严厉的处罚后,就已经起到了对其处罚、教育的法律效果,尤其是对于初次犯错的醉驾者而言,完全能够达到教育的法律目的,其也完全可以在他人不知情的前提下加以改正,并不会对其生活造成消极影响。但在将其公布于社会后,会给其带来无法预计的影响,会造成被公布者名誉和社会公信力大大下降,其受到的惩罚不止来自于法律,是无端的道德义务,至少该被曝光者并无使公众知晓其醉驾行为的义务,试问为何要求其承担因这份不属于自己的义务而带来的责任。同时,若认为曝光醉酒驾驶者的做法合情合理,会给民众带来一定的顾虑:为社会利益考虑可以公布违法者的个人信息,那下一次是否同样可以基于社会利益而公布我的个人信息?这不仅会导致公民的个人信息得不到保护,还会造成我国法律公信力的降低。

 

 结语:尽管公权力机关将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公布是基于良好的出发点,但该行为方式却欠妥,此举并非预防和减少醉驾的必须手段,更不是有效手段,反而可能导致醉驾者的抵触和报复。作为行政机关,对违法者的合法利益也有保护的义务,尚可采取其它方式进行教育与向社会公众示警,利用一些创造性的矫正性的手段或许更具成效,但绝不可以牺牲合法利益为前提。

观点 | 曝光醉驾人员个人信息法律思考

【概要描述】摘要:在社会中公布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看似能够起到积极的惩罚与教育作用,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但该行为不仅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给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带来泄露的风险,同时也超出了行政行为的必要限度,于法无据,给醉驾人员带来法外负担。

 

关键词:个人信息 行政处罚 比例原则

 

正文如下

 

醉酒驾驶严重危害社会和不特定公众的安全,国家对此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逐渐加大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打击力度与禁止醉酒驾驶的宣传力度,社会公众更是对醉酒驾驶行为深恶痛绝。近几年部分地区以采取将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公布的方式来警示社会公众,并以此预防醉驾人员再行醉驾行为,该方式虽取得了社会公众的支持,但该方式既不妥当、也不合法、更不合理,其背后更是存在诸多法律问题。首先,我国《行政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交管部门公布醉驾人员个人信息之权限,公布他人个人信息于法无据;其次,采取该方式是较法定处罚更为严厉的制裁,超脱了法律规定,超过了必要限度;最后,该方式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非必要的损害,将醉驾人员的照片与身份证号(虽隐去部分)等个人核心信息永久性公之于众,会给醉驾人员带来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

 

一、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我国法律对于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罚方式具有明确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四款规定:“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只赋予了将醉酒驾驶者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并未规定对于醉酒驾驶者予以将其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的处罚。

 

对于支持曝光醉驾者个人信息的观点认为:该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但该种观点明显欠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很明显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并不符合以上对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要求,行政机关无权将该些信息公之于众。

 

其次,我国《行政处罚法》也未赋予公安交管部门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权限,即使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该规定并没有明确可以公开被处罚人的身份证号码、头像、住址等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同时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结合后者可以看出,我国并无法律、行政法规对公布醉驾者信息进行授权,国家机关对公众公布他人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法律依据,且不能超出必要限度。故绝不可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进行公开,也不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主动公开。
 

最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该条规定了公开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的原则,同时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一)取得个人的同意;……(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至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行政机关公布个人信息不仅违背了公开个人信息的原则,同时也不符合法定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另外在公布的个人信息中含有本人照片、头像等信息,该部分信息包含个人生物特征,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对敏感信息的界定,属于敏感信息的范畴,必须严格保护。
 

综上,无论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驾处罚方式的规定,还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均无授予将醉酒者的个人信息公开的权力,故将其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的行为超出了法律的授权,于法无据。

 

二、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必要限度,违反了比例原则
 

在我国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采取行政管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根据文义解释即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方式应当秉持“侵害最小”的原则,在能够达到处罚与教育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违法者的侵害。前文中已论述《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酒驾驶不包含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法律后果,此处不再赘述。但笔者认为,既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醉酒驾驶的法律后果,就表明该些处罚方式足以达到惩罚与教育的目的,无需再通过公布个人信息的方式发到法律目的。

 

试想当一名醉驾人员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领受了处罚,再使其承受公之于众后的舆论压力,势必会对醉驾者带来法外的责任与义务,这无异于是为更加严厉的惩罚与制裁,是对醉驾者名誉和社会公信力的羞辱和贬损,是一种游街式的惩罚。醉驾者已经遭受了吊销执照、刑事处罚等相应处罚,不应当遭受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惩罚。这种羞辱式惩罚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必要限度,虽说此举是为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但在法律上无明确授权,正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将醉驾者曝光的做法已经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又给醉驾者带来的法外责任也已超出了行政必要性的限度,违反了比例原则。

 

 三、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非必要损害

 

 

将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公布的内容包括本人照片、身份证头像、身份证号、车牌号等信息,不同地区选择的信息组合方式也存在差异,但据笔者所了解,尽管会对公布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但结合信息仍不能排除识别出醉驾者的可能性,毕竟行政机关首先要保证公布信息的可信度,使公众认为该醉驾者并非由行政机关为警示而编造,同时还需要使该醉驾者知悉自己被公布,由此大大提高了本人可被识别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被公布者的社交范围内,结合其相貌特征被识别的可能性更是大大提高,更何况个别地区并未对个人信息做任何的技术处理,如海口交警在公布时未对被公布者照片进行任何处理,无异于将其永久钉在了十字架上。与此同时前文所论述的敏感信息还面临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在某整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使醉驾者的心理和生活遭受双重折磨。由于互联网的特点,醉驾者的这些个人信息一旦公开,将会永久保存在互联网,被网民在任何时候搜索出来。
 

对于醉驾者而言,在领受了严厉的处罚后,就已经起到了对其处罚、教育的法律效果,尤其是对于初次犯错的醉驾者而言,完全能够达到教育的法律目的,其也完全可以在他人不知情的前提下加以改正,并不会对其生活造成消极影响。但在将其公布于社会后,会给其带来无法预计的影响,会造成被公布者名誉和社会公信力大大下降,其受到的惩罚不止来自于法律,是无端的道德义务,至少该被曝光者并无使公众知晓其醉驾行为的义务,试问为何要求其承担因这份不属于自己的义务而带来的责任。同时,若认为曝光醉酒驾驶者的做法合情合理,会给民众带来一定的顾虑:为社会利益考虑可以公布违法者的个人信息,那下一次是否同样可以基于社会利益而公布我的个人信息?这不仅会导致公民的个人信息得不到保护,还会造成我国法律公信力的降低。

 

 结语:尽管公权力机关将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公布是基于良好的出发点,但该行为方式却欠妥,此举并非预防和减少醉驾的必须手段,更不是有效手段,反而可能导致醉驾者的抵触和报复。作为行政机关,对违法者的合法利益也有保护的义务,尚可采取其它方式进行教育与向社会公众示警,利用一些创造性的矫正性的手段或许更具成效,但绝不可以牺牲合法利益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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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中公布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看似能够起到积极的惩罚与教育作用,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但该行为不仅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给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带来泄露的风险,同时也超出了行政行为的必要限度,于法无据,给醉驾人员带来法外负担。

 

关键词:个人信息 行政处罚 比例原则

 

正文如下

 

醉酒驾驶严重危害社会和不特定公众的安全,国家对此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逐渐加大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打击力度与禁止醉酒驾驶的宣传力度,社会公众更是对醉酒驾驶行为深恶痛绝。近几年部分地区以采取将醉驾人员的个人信息公布的方式来警示社会公众,并以此预防醉驾人员再行醉驾行为,该方式虽取得了社会公众的支持,但该方式既不妥当、也不合法、更不合理,其背后更是存在诸多法律问题。首先,我国《行政处罚法》并未赋予公安交管部门公布醉驾人员个人信息之权限,公布他人个人信息于法无据;其次,采取该方式是较法定处罚更为严厉的制裁,超脱了法律规定,超过了必要限度;最后,该方式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非必要的损害,将醉驾人员的照片与身份证号(虽隐去部分)等个人核心信息永久性公之于众,会给醉驾人员带来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

 

一、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我国法律对于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罚方式具有明确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四款规定:“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只赋予了将醉酒驾驶者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并未规定对于醉酒驾驶者予以将其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的处罚。

 

对于支持曝光醉驾者个人信息的观点认为:该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但该种观点明显欠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很明显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并不符合以上对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要求,行政机关无权将该些信息公之于众。

 

其次,我国《行政处罚法》也未赋予公安交管部门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权限,即使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该规定并没有明确可以公开被处罚人的身份证号码、头像、住址等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同时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结合后者可以看出,我国并无法律、行政法规对公布醉驾者信息进行授权,国家机关对公众公布他人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法律依据,且不能超出必要限度。故绝不可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进行公开,也不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主动公开。
 

最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该条规定了公开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的原则,同时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一)取得个人的同意;……(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至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行政机关公布个人信息不仅违背了公开个人信息的原则,同时也不符合法定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另外在公布的个人信息中含有本人照片、头像等信息,该部分信息包含个人生物特征,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对敏感信息的界定,属于敏感信息的范畴,必须严格保护。
 

综上,无论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驾处罚方式的规定,还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均无授予将醉酒者的个人信息公开的权力,故将其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的行为超出了法律的授权,于法无据。

 

二、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必要限度,违反了比例原则
 

在我国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采取行政管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根据文义解释即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方式应当秉持“侵害最小”的原则,在能够达到处罚与教育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违法者的侵害。前文中已论述《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酒驾驶不包含公布醉驾者个人信息的法律后果,此处不再赘述。但笔者认为,既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醉酒驾驶的法律后果,就表明该些处罚方式足以达到惩罚与教育的目的,无需再通过公布个人信息的方式发到法律目的。

 

试想当一名醉驾人员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领受了处罚,再使其承受公之于众后的舆论压力,势必会对醉驾者带来法外的责任与义务,这无异于是为更加严厉的惩罚与制裁,是对醉驾者名誉和社会公信力的羞辱和贬损,是一种游街式的惩罚。醉驾者已经遭受了吊销执照、刑事处罚等相应处罚,不应当遭受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惩罚。这种羞辱式惩罚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必要限度,虽说此举是为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但在法律上无明确授权,正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将醉驾者曝光的做法已经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又给醉驾者带来的法外责任也已超出了行政必要性的限度,违反了比例原则。

 

 三、对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了非必要损害

 

 

将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公布的内容包括本人照片、身份证头像、身份证号、车牌号等信息,不同地区选择的信息组合方式也存在差异,但据笔者所了解,尽管会对公布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但结合信息仍不能排除识别出醉驾者的可能性,毕竟行政机关首先要保证公布信息的可信度,使公众认为该醉驾者并非由行政机关为警示而编造,同时还需要使该醉驾者知悉自己被公布,由此大大提高了本人可被识别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被公布者的社交范围内,结合其相貌特征被识别的可能性更是大大提高,更何况个别地区并未对个人信息做任何的技术处理,如海口交警在公布时未对被公布者照片进行任何处理,无异于将其永久钉在了十字架上。与此同时前文所论述的敏感信息还面临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在某整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使醉驾者的心理和生活遭受双重折磨。由于互联网的特点,醉驾者的这些个人信息一旦公开,将会永久保存在互联网,被网民在任何时候搜索出来。
 

对于醉驾者而言,在领受了严厉的处罚后,就已经起到了对其处罚、教育的法律效果,尤其是对于初次犯错的醉驾者而言,完全能够达到教育的法律目的,其也完全可以在他人不知情的前提下加以改正,并不会对其生活造成消极影响。但在将其公布于社会后,会给其带来无法预计的影响,会造成被公布者名誉和社会公信力大大下降,其受到的惩罚不止来自于法律,是无端的道德义务,至少该被曝光者并无使公众知晓其醉驾行为的义务,试问为何要求其承担因这份不属于自己的义务而带来的责任。同时,若认为曝光醉酒驾驶者的做法合情合理,会给民众带来一定的顾虑:为社会利益考虑可以公布违法者的个人信息,那下一次是否同样可以基于社会利益而公布我的个人信息?这不仅会导致公民的个人信息得不到保护,还会造成我国法律公信力的降低。

 

 结语:尽管公权力机关将醉驾者的个人信息公布是基于良好的出发点,但该行为方式却欠妥,此举并非预防和减少醉驾的必须手段,更不是有效手段,反而可能导致醉驾者的抵触和报复。作为行政机关,对违法者的合法利益也有保护的义务,尚可采取其它方式进行教育与向社会公众示警,利用一些创造性的矫正性的手段或许更具成效,但绝不可以牺牲合法利益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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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之一 ——潘秦友

  日前,司法部在北京举行全国法律援助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了一批全国法律援助和公共法律服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潘秦友律师荣获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   潘秦友律师,全国首届援藏律师服务团成员,毕节市律师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秘书长,“民法典毕节市百名法学专家学者资深律师宣讲团”成员。执业以来,他始终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践行执业为民的宗旨,积极参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律师调解、村(居)法律顾问、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和公益法律服务,在公益事业当中挥洒汗水,努力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用真心获真情。2019年7月,潘秦友参与司法部组织首届“援藏律师团”赴西藏开展法律援藏工作,在为期一年的援藏法律工作中,他走访了全区12个乡176个村居,认真了解服务需求,得到了服务地区群众的高度认可,更有桑珠孜区司法局特向贵州省司法厅写了《感谢信》致以真诚谢意。       公益法律服务之光照亮更多角落。2019年以来,他担任金沙县石场乡、太平乡、清池镇、禹谟镇、安底镇5个乡镇共43个村(社区)法律顾问,为10万余名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在各村(社区)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参与化解矛盾纠纷,指导各村制定村规民约,为产业结构调整等工作建言献策。此外,他与石场乡、太平乡2000户6000余名建档立卡脱贫户签订了免费的《家庭法律顾问合同》,向他们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其所服务的部分乡镇被分别评为省、市级法治示范村,有力促进了法治乡村建设。       耐心细致,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2019年以来,他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0余件,在代理涉及100余名农民工工资的援助案件中,多次与涉案农民工进行座谈、交流沟通,耐心细致地解释法律规定,积极为农民工主张合法权益,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2021年1月18日,受金沙县人民法院邀请,潘秦友律师成为金沙县人民法院首个诉源治理工作室特邀的专职调解员,参与调解案件1000余件,调解成功700余件,获得金沙县人民法院“专家级调解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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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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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 助老护老”调研座谈会在省律协召开

  为更好落实司法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司法通【2024】27号文件精神,2024年5月28日下午,贵州省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护法专业委员会、青年律师委员会、公益法律服务和社会责任委员会、《晚晴》杂志社、乌当区老年大学在省律协会议室举行“法律服务 助老护老”调研座谈会。   省律协劳社委主任李娜、秘书长余龙敬,青律委副主任陈武连,公益委副主任田仁洪,《晚晴》杂志社总编辑助理梁晶晶、编辑黄修宇,乌当区老年大学代表参加本次座谈交流会议。   座谈会中,乌当区老年大学代表结合实际,提出了老年人权益保障、再婚与家庭财产继承、维权渠道和途径、如何申请法律援助等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及普法需求。李娜等律师代表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并介绍相关普法工作下一步开展方向。   此外,省律协劳社委与《晚晴》杂志社在调研会上就本年度后续工作的开展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此次座谈会,旨在更好了解老年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为更好开展以“法”助老护老奠定良好基础,为在今后的律师工作中促进老年人学法、知法、懂法,增强老年人的法律意识,依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做好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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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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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律协专家律师西部巡回讲师团到黔南州授课

  为进一步提升黔南州律师队伍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推进黔南州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国律协和贵州省律协的关心和支持下,5月25日至26日,全国律协专家律师西部巡回讲师团成员受邀到黔南州都匀市开展专题业务授课。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归东、黔南州律师协会会长班子成员、黔南州执业律师约200人参加本次培训。   开班仪式上,黔南州律师协会会长刘鹏举感谢全国律协和省律协对本次培训的大力支持,并从加强政治引领、牢记职责使命、提升专业素养方面对培训提出总体要求。他强调,举办本次培训班,是推动黔南州律师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会,希望参训律师珍惜机会、端正态度、严守纪律,在培训中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全国律协专家律师西部巡回讲师团成员李宗胜、张照东分别以《新型担保及传统担保疑难问题解析》《合同争议案件疑难问题解析(合同效力部分)》《民法典合同编及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民法典背景下合同审查实务》为题,结合自身多年执业经历,以案释法、以法评案,向参训人员讲授法律专业理念和办案实务技巧,引发热烈反响。          本次培训层次高、覆盖广、针对性强,达到了增强本领、开拓眼界的效果,为参训律师的执业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引导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追求进步,努力成长为高素质的法律人才,为黔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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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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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律师行业积极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

  5月24日,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莲莲受邀来到安顺市西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该局40余名干部职工开展了一次专业的民法典宣讲活动,宣讲内容涉及行政法的完善与发展以及民法典对行政机关的影响,此次宣讲内容丰富翔实,讲解贴合实际,获得参与培训的干部职工好评。该活动仅仅是贵州省律师行业在“民法典宣传月”开展的活动之一。 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到安顺市西秀区开展民法典宣讲   2024年5月是第四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八五”普法规划,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法治需求,贵州省律师行业按下“民法典宣传月”启动键,把民法典相关内容作为“法律七进”宣讲活动和行业内业务学习的主要内容,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  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与民商事纠纷案件裁判规则更新》专题讲座上,全省500名律师共同学习了《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适用范围、合同成立等方面的内容。  贵州东舸律师事务所与花溪区司法局、区法宣办共同组成法治服务团队,走进贵州满帮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民法典宣传,重点对民法典中坚持主体平等、保护财产权利、便利交易流转、追究侵权责任等相关内容,以及关于平等保护、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进行了讲解。 贵州东舸律师事务所到满帮集团开展法律培训   在遵义市习水县桃林中学,习水县桃林镇人民政府公职律师王韬就民法典中关于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学校、家长对未成年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律师王韬向学生讲解民法典  贵州杰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冉玺光走进铜仁市印江自治县紫薇镇,为该镇行政执法人员、各村党支部书记详细讲解了民法典中涉及基层自治组织的相关法律规定,紧密结合镇村实际,对群众特别关心的、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婚姻家庭及继承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了重点讲解。  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万博广场举行的“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贵州财团律师事务所、贵州天合律师事务所、贵州君陶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走上街头,现场为群众解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并耐心解答群众的法律困惑,通过“面对面”交流、“零距离”解难,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民法典、严格遵守民法典、合法运用民法典。 凯里市6家律师事务所在万博广场开展民法典宣传   …………  提升机关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培养青少年法治理念、权责意识、规则意识,绘就生态宜居、乡风和谐、治理有效的法治乡村新画卷,指导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依法合规管理、诚信履约经营……近年来,贵州省律师行业从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努力推动民法典宣传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充分发挥民法典宣讲团、村(居)法律顾问的职能作用,切实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贵州省律师协会会长白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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