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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决策部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意见》。 《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人民至上、源头治理、创新发展、灵活高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持续加强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强调加强源头治理,强化争议预防指导,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协商和解,指导用人单位建立内部争议协商机制,强化和解协议履行和效力;做实多元调解,推进调解组织建设,加强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加强工作联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强化调解与仲裁、诉讼衔接;提升服务能力,加强队伍建设,加大保障力度。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为主题,印发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以更好履行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保护职责,进一步细化公益诉讼检察实践操作指引。 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是检察公益诉讼的传统法定领域,也是检察公益诉讼最大的办案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以来,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摆在更突出位置谋划部署,把这个领域作为办案的重中之重,加大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效。 据统计,从办案数量看,自2017年7月至2022年6月30日,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67.4万余件,其中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案件近34.4万件,在全部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占比超过50%。从办案效果看,检察机关通过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共督促恢复被毁损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约786万亩,回收和清理各类垃圾、固体废物4584万余吨,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费用93.5亿元,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发挥了检察职能作用。 此次发布的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就是对于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实践的总结。本批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共四件,分别是吉林省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山西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浑源矿企非法开采行政公益诉讼案、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A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对A发展基金会诉B石油化工有限公司C化工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案。 从案件类型看,这批指导性案例既有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例,也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例,还有对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的案例。本批案例所涉领域均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危险废物污染治理、耕地及林草资源保护等不同方面,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说,编发这批指导性案例,总结推广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旨在解决一些在公益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办案方法等方面提炼出可参照适用的规则,为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指引,“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四次会议通过,现将吉林省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162-165号)作为第四十批指导性案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9月19日   吉林省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检例第162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  抗诉   【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中的“监督管理职责”,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职责,也包括行政机关为避免公益损害持续或扩大,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等对受损公益进行恢复等综合性治理职责。上级检察机关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公益诉讼裁判,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基本案情】   松花江作为吉林省的母亲河,串联起吉林省境内80%的河湖系统,相关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十分重要。吉林省德惠市朝阳乡辖区内某荒地垃圾就地堆放,形成两处大规模垃圾堆放场,截至2017年已存在10余年。该垃圾堆放场位于松花江两岸堤防之间,占地面积巨大,主要为破旧衣物、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和农业固体废物,也包括部分砖瓦、石块、混凝土等建筑垃圾。该垃圾堆放场未作防渗漏、防扬散及无害化处理,常年散发刺鼻气味,影响松花江水质安全和行洪安全。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德惠市院)在开展“服务幸福德惠,保障民生民利”检察专项活动中发现该案件线索,经初步调查认为,垃圾堆放场污染环境,影响行洪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17年3月31日对该线索立案调查。   经聘请专业机构对垃圾堆放场进行测绘,两处垃圾堆放场总占地面积为2148.86平方米,垃圾总容量为6051.5立方米。经委托环保专家进行鉴别,垃圾堆放场堆存物属于典型的农村生活垃圾,垃圾堆放处未见防渗漏等污染防治设施,垃圾产生的渗滤液可能对地表水及地下水造成污染,散发的含有硫、氨等的恶臭气体污染空气。环保专家及德惠市环境保护局出具意见,建议对堆存垃圾尽快做无害化处置。   德惠市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农办等10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建村〔2015〕170号)等相关规定,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乡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对违法堆放的垃圾有责任进行清运处理。2017年4月18日,德惠市院向朝阳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违法堆放的垃圾进行处理。因本案同时涉及河道安全,德惠市院同步向德惠市水利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河道管理职责,对擅自倾倒、堆放垃圾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恢复河道原状。德惠市水利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案件现场进行了勘查并调取垃圾存放位置的平面图,确认两处垃圾堆放场均处于松花江两岸堤防之间,影响流域水体及河道行洪安全,属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遂派员到朝阳乡进行检查督导,并责令朝阳乡政府及时组织垃圾清理。   2017年5月12日,朝阳乡政府书面回复称对检察建议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已制定垃圾堆放场整治方案。6月5日至6月23日,德惠市院对整改情况跟进调查发现,垃圾堆放场边缘地带陆续有新增的垃圾出现,朝阳乡政府在未采取防渗漏等无害化处理措施的情况下,雇佣人员、机械用沙土对堆放的垃圾进行掩埋处理,环境污染未得到有效整治,公益持续受损。   (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017年6月27日,德惠市院向德惠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朝阳乡政府对垃圾堆放处理不履行监管职责违法;2.判令朝阳乡政府立即依法履行职责,对违法形成的垃圾堆放场进行处理,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朝阳乡政府辩称,垃圾堆放场属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监管主体是水利行政机关,其依法不应承担对涉案垃圾堆放场的监管职责。   2017年12月26日,德惠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行政裁定认为,本案垃圾是德惠市朝阳乡区域的生活垃圾,该垃圾堆放场位于松花江国堤内,属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其监管职责应当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朝阳乡政府只对该事项负有管理职责,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裁定驳回德惠市院的起诉。   2018年1月4日,德惠市院提出上诉认为,一审裁定在认定朝阳乡政府有管理职责的前提下,认定其不是适格被告,于法无据。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行政管理职责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组织相关部门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二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应当不包括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组织相关部门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的管理职责。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检察机关引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仅宏观规定了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但没有具体明确如何负责。因此,朝阳乡政府是否履行清理垃圾的职责不受行政诉讼法调整;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2018年4月20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裁定,驳回检察机关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提出抗诉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18年6月25日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理由为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是现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对“监督管理职责”未做任何限定和划分,而二审法院将行政机关的法定监管职责区分为治理职责和对违法行为的监管职责,二审裁定提出的“目前行政诉讼有权调整的行政行为应当限定在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范围内”,是对“监督管理职责”进行限缩解释,与立法原意不符;二是将行政机关的职责区分为治理职责和对违法行为的监管职责,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从省级到县级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的文件,都明确规定了乡镇人民政府对于辖区环境卫生的监管职责,朝阳乡政府对其乡镇辖区存在的生活垃圾处理负有监管职责。   2019年5月29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组织了听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和德惠市院、朝阳乡政府共同参加了听证会。同年12月30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再审裁定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朝阳乡政府对其辖区范围内环境卫生是否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职责”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非某一行政部门或某级人民政府独有的行政职责。因此,对于垃圾堆放等破坏辖区范围内环境卫生的行为,乡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本案中,案涉垃圾堆放地点位于朝阳乡辖区,朝阳乡政府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德惠市院提起的公益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本案应予实体审理。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职责或行政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这其中无论是明确式规定,或者是概括式规定,都属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范畴,二审沿用“私益诉讼”思路审理“公益诉讼”案件,忽略了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对乡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作出限缩解释,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裁定:支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撤销一审、二审裁定,指定德惠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2020年9月18日,德惠市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在此期间,朝阳乡政府对案涉垃圾堆放场进行了清理,经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三级人民检察院共同现场确认,垃圾确已彻底清理,但因朝阳乡政府对其履职尽责标准仍然存在不同认识,德惠市院决定撤回第二项关于要求朝阳乡政府依法履职的诉讼请求,保留第一项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2020年12月28日,德惠市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对于垃圾堆放等破坏辖区内环境卫生的行为,乡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本案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朝阳乡政府对辖区内的环境具有监管职责,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未及时履行监管职责进行治理,虽然现在已治理完毕,但德惠市院请求确认朝阳乡政府原行政行为违法,于法有据。判决:确认朝阳乡政府原不依法履行生活垃圾处理职责违法。朝阳乡政府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正确理解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职责,也包括行政机关为避免公益损害持续或扩大,依据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关授权,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等对受损公益进行修复等综合性治理职责。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目的是通过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公益诉讼应当聚焦受损的公共利益,督促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授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对受损公益督促修复;在无法查明违法主体等特殊情形下,自行组织修复,发挥其综合性管理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赋予基层人民政府对辖区环境的综合性管理职责,对于历史形成的农村垃圾堆放场,基层人
当我拿到省律协编的这本《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相关规定汇编》,深感意义重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莉恩·哈德菲尔教授曾指出:“律师职业被赋予司法守门人的角色,有向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职责。”作为“社会公器”的律师,自当受到普遍尊崇和真正保障。 毋庸讳言,中国历史上讼师群体一直地位不高。清政府就曾专门发布惩戒讼师的《樊山政书》,详细规定了对于讼师的各类处罚措施,以弹压讼师群体因争名逐利造成的兴诉之风。讼师常常被视为“健诉”的“罪魁祸首”,不仅人憎嫌,而且天憎嫌,其“执业权利”无从谈起。此等文化传统熏染日久,对律师地位的认知今天仍不契时。在有的司法人员眼中,律师属于“民间工作的司法人员”;更有甚者,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具有专业性的“社会闲散人员”。在这种“内化于心”的认知支配之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到位也就成为“外化于形”的自然表现了。这种状况严重滞后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大势,“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必要认真重温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这些基本共识。 可以说,这本汇编就是律师——“司法守门人”的权利清单。该汇编分为十一个部分,依次为辩论辩护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申请权、调查取证权、知情权、人身安全权、代理申诉权、出庭权、其他权利和救济方式,涵括了140多部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这些法条原汁原味地书写着律师的各项执业权利,是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书”;也草蛇灰线地勾勒出律师执业权不断扩展的历史进程,是律师执业的“权利演进图”。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法律权利得到真正保障。“法善而不循法,法亦虚器而已”。如果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变成“虚器”,律师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功能也就荡然无存。律师是“司法的守门人”,实为“罗生门”的看守人。门内门外,善恶界分;门内门外,天堂地狱。当看守人权利无从保障,必然善恶同流,是非同污。 我想,这本汇编的根本价值在于重申: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是为序。                                                                                          2022年6月23日于筑城
2022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将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运用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关键技术加速人民法院数字化变革、创造更高水平数字正义,促进法治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智慧法治建设迈向更高层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块链技术应用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近年来,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司法领域应用,建成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司法区块链上链存证超过22亿条,存固证据、智能辅助、卷宗管理等方面应用效能和规范程度不断提升,电子证据、电子送达存验证防篡改等应用场景落地见效。   为进一步加强区块链在司法领域应用,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促进司法公信、服务社会治理、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多方论证基础上,制定出台《意见》。《意见》包括七个部分32条内容,明确人民法院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总体要求及人民法院区块链平台建设要求,提出区块链技术在提升司法公信力、提高司法效率、增强司法协同能力、服务经济社会治理等四个方面典型场景应用方向,明确区块链应用保障措施。《意见》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提出建成互通共享的司法区块链联盟。《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成人民法院与社会各行各业互通共享的区块链联盟,数据核验、可信操作、智能合约、跨链协同等基础支持能力大幅提升,司法区块链跨链联盟融入经济社会运行体系,主动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经济社会治理、风险防范化解和产业创新发展,服务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数字中国和诚信中国建设,形成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区块链司法领域应用模式。   二是明确人民法院区块链平台建设要求。《意见》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加强区块链应用顶层设计、持续推进跨链协同应用能力建设、提升司法区块链技术能力、建设互联网司法区块链验证平台、建立健全标准规范体系。《意见》提出要打造开放共享的全国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加强司法区块链平台与各行业区块链平台跨链联盟建设,持续提升协同能力;要在互联网端建设司法区块链验证平台,支持当事人等相关主体对调解数据、电子证据、诉讼文书等司法数据进行真伪核验。   三是提出运用区块链数据防篡改技术提升司法公信力。《意见》提出推进人民法院电子卷宗、电子档案、司法统计报表等司法数据上链存储,推动执行案件等数据和操作上链存证,推动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执在司法区块链平台统一存储,保障司法数据安全、操作合规。《意见》明确健全完善区块链平台证据核验功能,支持当事人和法官在线核验通过区块链存储的电子证据,推动完善区块链存证的标准和规则,提升电子证据认定的效率和质量。   四是提出应用区块链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司法效率。《意见》提出支持立案信息流转应用、调解与审判流程衔接应用、审判与执行流程衔接联动、提升执行效率、支持执行干警便捷办案等五个典型应用场景,提高业务流程自动化水平,提升司法效率。《意见》提出建立调解协议不履行自动触发审判立案、执行立案等业务规则和智能合约程序,增强调解程序司法权威,支持多元纠纷化解。   五是提出应用区块链互通联动促进司法协同。《意见》提出构建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跨链协同应用,支持实现参与诉讼活动的律师资质、信用报告在线查询及核验,提高核验实时性;提出构建人民法院与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的跨链协同应用,提高案件在线流转效率和数据互信水平;构建人民法院与行政执法、不动产登记、金融证券保险机构、联合信用惩戒等单位的跨链协同应用,建立自动化执行查控和信用惩戒模式,提高协同执行工作效率。   六是提出利用区块链联盟互信服务经济社会治理。《意见》提出推进构建与知识产权、市场监管、产权登记、交易平台、数据权属、数据交易、金融机构、相关政府部门等区块链平台跨链协同应用机制,支持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优化、数据开发利用、金融信息流转应用、企业破产重组、征信体系建设等。     On May 25, 2022,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eased the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trengthening Blockchain Application in the Judicial Field”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the Opinions”), which indicates the concrete actions of the people’s courts in thoroughly implementing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valuable instructions on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By further facilitating the people’s courts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key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blockchain and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justice, the Opinions will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higher-quality intelligent rule of law.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noted that the blockchain should serve as an essential breakthrough point in independently innovating core technologies and he called for speedy efforts in boos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o a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people’s courts have vigorously furthered the blockchain application in the judicial field by establishing judicial blockchain platforms with over 2.2 billion pieces of evidence stored on the judicial blockchain. The platforms have witnessed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application efficiency and standardization in evidence storage and solidifying, intelligent assistance, case file management, etc., and leveraged blockchain’s strengths in ensuring that electronic evidence and electronic service are stored safely, verified online, and tamper-proof and in other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blockchain application in the judicial field and give full play to blockchain’s role in cementing judicial credibility, facilitating social governance,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risk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tc.,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formulated and released the Opinions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sufficient argumentation. 32 items included in seven parts of the Opinions clarify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for blockchain application in the judicial field and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the blockchain platforms of the people’s courts, chart courses for four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where blockchain technology facilitates the enhancement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judicial efficiency, judicial collabor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and specify guarantee measures of blockchain application. The Opinions’ features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First, proposing to build a judicial blockchain alliance featuring interconnectivity and sharing.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by 2025, a blockchain alliance featuring interconnectivity and sharing between the people’s courts and all social sectors will come into being wit
前言: 《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写的权威审判指导丛书,全书聚焦民法典司法适用,详解315个民事审判实务前沿争议问题,回应民法典新增规范与司法实践疑难要点,对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期推送内容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民事审判实务问答》中刊载的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14个实务问题解答(2022版),欢迎分享、转发和收藏。 实务问题一 问:死亡赔偿金能否视为遗产? 答:按照《民法典》第1122条第1款的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死亡时遗留”意味着“遗产”应当是死者生前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包括财产权利。遗产虽然不一定是现实权利,但它却是被继承人依法享有的固有利益。而“逸失利益”既非现实权利,也非固有利益,而是向后发生的未来可预期的收入损失。因此,仅仅从字面上将民法理论上的“继承丧失说”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将“死亡赔偿金”解释为“遗产”,是不正确的。从赔偿请求权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既然是对具有“经济性同一体”性质的受害人家庭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前提当然是受害人因侵权事件而死亡。从时间顺序来看,应当是死亡事件发生在先,对由此产生的各项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在后。按照《民法典》第13条的规定和民法理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受害人一旦死亡,其权利能力即行终止,不再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当然也不能以主体资格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通俗地说,“死亡赔偿金”并非“赔命钱”,也不是赔给死者的,死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能享有或者行使此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尽管人类基于感性直观,会将“死亡赔偿金”与死亡事实联系起来,在感情上把它理解为“赔命钱”,但这与“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及其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毕竟是两回事。“死亡赔偿金”在内容上是对构成“经济性同一体”的受害人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法律性质为财产损害赔偿,其赔偿请求权人为具有“钱袋共同”关系的近亲属,是受害人近亲属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法定赔偿金。因此,“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死亡受害人的债权人也不能主张受害人近亲属在获赔死亡赔偿金的范围内清偿受害人生前所欠债务。 实务问题二 问:侵权人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金额中应否扣减保险机构赔付的款项? 答: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合同关系和侵权民事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受害人提起的是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医疗费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受害人获得保险赔付不应成为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理由。侵权人赔偿后,受害人与保险机构的关系可以另行处理。 实务问题三 问:当事人一方以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受损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获支持? 答:可以认定为精神损害,能否获赔须结合具体情形判断。实践中,经常出现一方以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物品(如相片、手镯、信件等)被另一方损害为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此,主张方的依据往往是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他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的规定,而另一方则以《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作为根据,认为财产损害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方这一抗辩不能成立。《民法典》第1183条在原有的《侵权责任法》(已废止)第22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第2款,即“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们认为,《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与2020年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时的财产损害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明晰了其适用情形。此时,当事人可以以其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损害为由要求侵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至于能否成功获赔,当事人还须证明侵害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并且当事人遭受了“严重精神损害”等要件。 实务问题四 问:患有精神病的无劳动能力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一直未参加工作,现因交通事故致残,侵权人应否赔偿残疾赔偿金? 答: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害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肢体痛苦,且人的生命价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并没有规定例外的情形。因此,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与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前是否具有劳动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如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构成伤残等级的,对残疾赔偿金部分仍应予以支持。 实务问题五 问: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中,原告一直未作伤残等级鉴定,并且每年都有新发生的治疗费用,此种情况应如何处理? 答:就因伤持续治疗费用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因伤治疗是否终结。是否治疗终结属客观性评定标准,双方当事人对治疗终结意见不一致时,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起鉴定申请。如果相对方不进行必要的配合,则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关于“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认定治疗终结,进入伤残鉴定。对已经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后的持续治疗,其治疗必要性以及与交通事故之间关联性的举证责任在于伤者。换言之,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一直未作伤残鉴定的,伤者可以申请鉴定伤残等级,就已经支出的治疗费用和经鉴定评估后将来需要支出的治疗费用请求侵权人赔偿。若在此赔偿范围之外,伤者在此后有新产生的治疗费用,此时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8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此处新的事实为伤者发生了新的损害事实,即伤者新产生的治疗费用。在新的诉讼中,伤者作为主张存在侵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当对存在新的损害事实及其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至于伤者的证明活动如何达到证明标准,最恰当的方式依然是鉴定。 实务问题六 问:未与未成年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是否应当承担因未成年子女致人损害时的赔偿责任? 答:未与未成年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无须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民法典》第1068条规定:“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法第1072条第2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一方在结婚时与另一方达成了不收养其与前妻/夫生育的子女的婚前协议,则与另一方之子女并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因此,只要其向受诉法院说明这一情况,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且双方的这一约定不具备法定无效事由,法院不会判决未与未成年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实务问题七 问:患者提出的病历异议成立,是否能够依此认定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答:《民法典》第1225条第1款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据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保管相关病历资料。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书写病历,应当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相关规定。但是,根据《民法典》第1218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侵权责任的构成,必须符合医疗行为、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后果的构成要件。病历书写或保管存在过错,不能满足侵权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因而不能仅仅因患者提出的病历异议成立而认定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如果患者意图通过存在异议的病历而主张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则患者还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对该病历的出具具有过错、患者遭受了损害、损害与异议病历存在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若患者仅能证明病历有误,此时不满足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患者据此要求医院承担责任的请求不能获得支持。 实务问题八 问: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如何认定? 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表明,机动车的所有人具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目的在于发生交通事故后,承办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能够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赔付受害人所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保护受害第三者的权益。该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明确了机动车在已投保交强险的情形下的责任负担方式,即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限额之外的损失按照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程度负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车辆所有人未投保交强险,即是违反了法定义务,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与机动车是否具有过错无关,只要事故发生就要赔偿。对于限额之外的部分,则按照事故责任的认定确定赔偿数额。简言之,就是在题述的情形下,先由肇事机动车一方承担本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限额,其余的损失再按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程度分担赔偿数额。 实务问题九 问: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能否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向不同的相对人分别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出租车在运营中,与一货车相撞,致使乘客受伤,货车负全责。乘客起诉货车,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货车方赔偿10万元。但在执行时,货车方无力支付全部赔偿款,只支付了2万元,在此情况下,乘客能否以出租车方违约为由,要求出租车方承担赔偿责任? 答:在这起交通事故之中,涉及了两个法律关系,即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涉及的当事人不同,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发生在乘客与货车方之间,而运输合同关系发生在乘客与出租车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乘客与货车方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乘客与出租车方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诉讼标的不同,乘客与货车方的诉讼标的是要求损害赔偿,乘客与出租车之间的诉讼标的是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这是《民事诉讼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对象是当事人同一、法律关系性质同一、诉讼标的同一,且已经由法院作出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诉讼。故基于上述不同,这起交通事故中的三当事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独立的诉讼,不能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后果。如果乘客分别提起两个诉讼,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应注意,《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已于2021年1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20日   法释〔2022〕1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   (2021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8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合理定位四级法院审判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权属、侵权纠纷以及垄断纠纷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对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条  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属、侵权纠纷以及涉驰名商标认定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但外观设计专利行政案件除外。   本规定第一条及本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标的额在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数额以上的,以及涉及国务院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海关行政行为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对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条  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或者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等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诉讼法有关规定,根据下级人民法院报请或者自行决定提级审理。   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逐案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五条  依照本规定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管辖或者调整管辖的诉讼标的额标准、区域范围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第六条  本规定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法〔2022〕109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具有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管辖区域、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额的标准。现予以印发,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本通知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仍按照原标准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20日   2021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021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双飞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赖特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   二、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欣晨新技术有限公司与王龙集团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民事判决书〕   三、台州市路桥吉利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承融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路桥区东港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等、台州市路桥区浙东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22号民事判决书〕   四、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民事判决书〕   五、周勤与无锡瑞之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知初1122号民事判决书、(2020)苏05司惩1号决定书〕   六、惠氏有限责任公司、惠氏(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294号民事判决书〕   七、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与吴桥县桑园镇张硕杂技团等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2823号民事判决书〕   八、济宁市罗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玩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知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   九、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青岛简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初2265号民事判决书〕   十、梁永平、王正航等十五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0刑初826号刑事判决书〕   2021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专利权权属、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1.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友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971号民事裁定书〕   2.阿斯利康有限公司与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388号民事裁定书〕   3.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凯赛(金乡)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与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305号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行终564号行政判决书〕   4.VMI荷兰公司与萨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萨驰机械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384号民事判决书〕   5.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天红等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1知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书〕   (二)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6.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华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市金牛区华润灯饰商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38号民事判决书〕   7.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与肥城市华联商贸有限公司、肥城市华联商贸有限公司春秋古城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   8.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与天津丰美食用油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1331号民事判决书〕   9.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与博野县幻蝶雾语服装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冀知民终294号民事判决书〕   10.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平市铁西区亚萍牛羊肉摊床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吉01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   11.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与福建因尔心安木业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   12.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与绍兴王星记扇厂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浙8601民初1746号民事判决书〕   13.美盛农资(北京)有限公司与津港美禾辛化肥(天津)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1160号民事判决书〕   14.巴布豆(中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与泉州市巴布豆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知民终696号民事判决书〕   15.吉尼斯世界纪录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广州大明联合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民再208号民事判决书〕   16.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蓝月亮(中国)有限公司与深圳金八马生活用纸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终2977号民事判决书〕   17.重庆久圣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沈阳久圣成经贸有限公司与重庆盛百利防水建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渝民终96号民事判决书〕   18.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田继民、白银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甘知民终9号民事判决书〕   (三)著作权权属、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19.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与河南草庐蜂业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55号民事判决书〕   20.苏梦与荆门秀锦娱乐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114号民事判决书〕   21.长沙米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   22.刘迅与李文涵、朱毅侵害作品发表权纠纷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黑民终365号民事判决书〕   23.深圳市脸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看影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小影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杭州互联网法院(2020)浙0192民初8001号民事判决书〕   24.深圳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景德镇智宇贸易有限公司、景德镇市亿翔陶瓷厂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2知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   25.广州市立峰音乐传播有限公司与波密县时空隧道休闲吧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藏知民终30号民事判决书〕   26.吴妍与钟志燕著作权权属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1民初1604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27.安徽金陵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安徽盛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10号民事判决书〕   28.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子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经纬智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3253号民事判决书〕   29.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新传在线(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2016号民事判决书〕   30.上海尔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再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仿冒、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444号民事判决书〕   31.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601号民事判决书〕   32.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巴赫厨具有限公司、浙江中康厨具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250号民事判决书〕   33.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易听教育科
2022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高燕竹出席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 为正确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2022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下称《规定》),并将于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规定》制定的背景、原则及主要内容如下: 一、《规定》制定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网络治理、平台经济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完善规则制度,加快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2022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指出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消费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基本消费方式。据统计,自2013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伴随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消费纠纷案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特点,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研,多次召开由专家学者、消费者代表、政府部门、企业以及法院系统等参加的座谈会,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定》。 二、《规定》坚持的理念和原则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网络消费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规定》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问题,努力使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网络消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均具有重要意义。《规定》制定过程中,注意平衡保护,妥善处理好消费者、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等各方利益关系,为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第三,遵循网络消费特点,科学合理制定规则。网络消费具有参与交易主体多样化、交易环境虚拟化、交易空间跨地域性、合同格式化等特点,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注重把握规律,制定符合网络消费特点的司法规则。 第四,立足现状,预留未来创新空间。司法解释坚持问题导向,对于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明确,统一裁判尺度,回应审判实践需要。同时,网络经济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模式新样态不断衍生。司法解释既注重立足现状,解决现实问题,也注意为市场未来创新留出空间。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主要对网络消费合同权利义务、责任主体认定、直播营销民事责任、外卖餐饮民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共20条。 一是坚持合法性审查,规范网络消费格式条款。实践中,存在电子商务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制定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规定》第1条对于“签收商品即视为认可商品质量合格”“经营者享有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等实践中常见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进行了列举,并作兜底性规定,明确有上述内容的格式条款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二是完善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加强消费者售后权益保障。消费者在实体商场购物,可以进行现场体验,而网络购物通常无法做到这一点。为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置了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规定》对此进一步明确,规定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商品已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同时明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是明确电商平台自营误导的法律后果,压实平台责任。《规定》第4条明确,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自营业务时,应当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即使电商平台不是实际开展自营业务,但其所作标识等足以误导消费者相信其系平台自营的,电商平台经营者也要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 四是明确平台外支付的法律后果,压实商家责任。实践中,存在商家客服等工作人员引导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以外的方式进行支付的情况,比如通过客服个人微信支付货款。当商品出现质量等问题双方产生纠纷后,商家又以未经过交易平台支付为由主张其不承担责任。《规定》第5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其工作人员引导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提供的支付方式以外的方式进行支付,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平台内经营者以未经过交易平台支付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是明确网络店铺转让未公示责任,保护消费者合理信赖。现实中,网络经营账号及店铺转让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有些经营者不依法进行信息变更公示,产生纠纷后,转让人与受让人又推诿扯皮,使得消费者的权利保护处于不确定状态。《规定》第6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将网络账号及店铺转让给其他经营者,但未依法进行相关经营主体信息变更公示,实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有权主张注册经营者、实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六是明确虚假刷单、刷评、刷流量合同无效,斩断网络消费市场“黑灰产”链条。网络消费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问题,比如出现了专门刷单、刷评、刷流量的应用程序、运营团队等“黑灰产”,故意制造虚假记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扰乱市场秩序。司法解释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经营。 七是明确奖品、赠品、换购商品等造成损害的法律后果,规范网络促销行为。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提供的奖品、赠品或者消费者换购的商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得以奖品、赠品属于免费提供或者商品属于换购为由主张免责。 八是明确高于法定赔偿标准的承诺应当遵守,强化经营者诚信经营意识。实践中,有时候经营者会作出高于法定赔偿标准的承诺,一旦产生纠纷,经营者又拒绝兑现承诺。《规定》第10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九是明确网络直播营销民事责任,引导新业态健康发展。近年来,网络直播电商行业快速发展。如何引导新业态健康发展,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确是司法实践面临的新课题。司法解释对商业性网络直播营销做出了规定。第11条对平台内经营者开设网络直播间销售商品的情形作出规定,明确平台内经营者的工作人员作出虚假宣传等,平台内经营者要承担赔偿责任。第12条对于直播间运营者责任作出规定。针对实践中消费者对于网络直播营销中实际销售主体辨识不清的问题,该条明确,直播间运营者要能够证明已经标明了其并非销售者并标明实际销售者,并且要达到足以使消费者辨别的程度,否则,消费者有权主张直播间运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责任。直播间运营者已经尽到标明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易外观、直播间运营者与经营者的约定、与经营者的合作模式、交易过程以及消费者认知等因素予以认定,通过较为弹性的规定,为个案裁量和未来发展留出空间。同时,司法解释用了4个条款对直播营销平台责任作出规定,包括直播营销平台自营责任、无法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真实信息时的先付责任、未尽食品经营资质审核义务的连带责任以及明知或者应知不法行为情况下的连带责任。 十是完善外卖餐饮民事责任制度,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外卖餐饮广受消费者青睐,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外卖餐饮行业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外卖餐饮虚拟性、跨地域性等特点,使得消费者也面临着食品安全隐患。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司法解释第18条规定,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未依法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者有权主张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第19条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以订单系委托他人加工制作为由主张免责,加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力度。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已于2022年2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3月1日   法释〔2022〕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2022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以下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一)收货人签收商品即视为认可商品质量符合约定; (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一概由平台内经营者承担; (三)电子商务经营者享有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四)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投诉、举报、请求调解、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权利; (五)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电子商务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 第二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四项除外商品做出七日内无理由退货承诺,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遵守其承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商品已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无理由退货制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营业务方式或者虽未标记自营但实际开展自营业务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虽非实际开展自营业务,但其所作标识等足以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相信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平台内经营者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其工作人员引导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提供的支付方式以外的方式进行支付,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平台内经营者以未经过交易平台支付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注册网络经营账号开设网络店铺的平台内经营者,通
贵州省律师协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要求,促进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依法、诚信执业,司法部会同全国律协开发建设了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为人民群众及时获取律师、律师事务所诚信信息提供便利。公众可以登录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网站(https://credit.acla.org.cn)查询全国专兼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年度考核信息、奖励和处罚处分等信息。近日,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建设相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问:司法部为什么要建设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 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律师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2016年,中办、国办《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强化对律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监督检查,完善律师行为信用记录制度。建立健全律师行业诚信信息记录和公示制度,对于更好地激发法律服务主体活力,推动律师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引导律师、律所依法诚信执业,2019年司法部开始开发建设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完成了系统搭建、软件开发、信息归集、质量检查、信息核实确认等多项工作,并建立了诚信信息及时采集更新机制,以信息化手段促进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规范执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021年11月中旬,公示平台对外公开测试运行。目前,公示平台实现了常态化及时、准确、完整地公示律师、律所诚信信息功能,现正式对公众开放。   2.问:建设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建设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是提高律师行业自律意识、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必然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平台,集中归集和公示律师、律所诚信信息,可以实现对律师、律所信用状况的“整体画像”和“全景展现”。诚信信息公示就如同律师和律所的形象和“面子”,它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律师、律所执业的基本信息和诚实守信状况。将律师和律所的诚信信息对外公示,可以为当事人选聘律师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可以引导律师和律所通过依法诚信执业,加强信用自我约束,提升法律服务质量,不断积累自身信用,收获更多信用红利。 建设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是提高法律服务透明度、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律师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律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律师专业分工愈发细化。目前,全国律师总人数达到57.6万,律师事务所超过3.6万家。如何从人数众多、专业分工更加精细的律师中选聘适合的人选,避免“踩雷”、上当,成为当事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公示平台汇集了律师行政许可信息和执业奖惩信息,为当事人查询律师和律所诚信状况提供窗口,解决了律师法律服务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效提高了律师法律服务领域的透明度,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建设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是强化监督、提升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公示即监管。在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过去单纯靠巡查抽检、年度考核/检验、依个案投诉进行调查处理等传统监管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公示平台将原本较为分散的律师、律所数据归集到每个主体名下,统一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能够查询律师、律所诚信信息,发现问题后可以到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更正或进行举报,有效扩大了社会监督面,提升了监管精准性,为强化监督、提升监管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3.问:在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可以查询到哪些信息? 答:公示平台汇集了全国除两公律师以外的47万名专兼职律师和3.6万家律师事务所的行政许可信息,以及执业过程中形成的诚信信息,包括:217.5万条年度考核信息、9.4万条奖励表彰信息、6086条专业评定信息、8277条参政议政信息,以及处于公示期内的1061条行政处罚信息和376条行业处分信息,等等。公众可以登录平台,在首页“搜索栏”输入律师姓名或律所名称,直接查询相关主体诚信信息。如果需要以特定条件或特定区域搜索律师或律所,可以使用“高级搜索”或“地图搜索”功能进一步查询。   4.问:如何保障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的信息及时更新、准确公示? 答:目前,司法行政机关已经建立律师诚信信息采集、更新机制,推进行政许可、年度考核、投诉查处等全业务、全流程网上办理,律师管理数据可以自动采集、及时录入、自动留痕,实时汇聚进入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同时,相关诚信信息在公示前,由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对本人、本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实。如果发现信息有误,可予以补全、纠错,并由司法行政机关将其确认后的数据更新至公示平台,以此保障公示信息的准确性。   5.问:今后推进和完善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建设有什么打算? 答:下一步,司法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拓宽采集渠道,完善诚信画像。在全面归集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掌握的信用信息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单位深入合作,建立与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等网站的数据对接,丰富律师诚信数据,形成完整的律师诚信画像。二是强化数据研判,实现精准监管。利用公示平台大数据分析功能,精准聚焦一定区域内高频度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对违法行为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将违法行为频发律师、律所作为监管重点,合理确定重点监督检查的事项和频次,着力提高监管执法的有效性、精准性。三是完善制度机制,制定管理办法。诚信信息的采集与公示,与律师、律所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要做到公示内容客观、准确、适当,程序严谨、规范、高效,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责任明确,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予以规范管理。司法部将尽快制定出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诚信信息管理办法》,对相关事项予以明确。
2021年12月8日,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时光辉到贵州省律师协会调研,就贵州省律师行业发展情况召开座谈会。 2021年12月8日,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时光辉到贵州省律师协会调研,就贵州省律师行业发展情况召开座谈会。 现场场景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公室副主任杨光杰,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张涛,省法院政治部主任李江波,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杜树生,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周全富,省公安厅监管总队副队长陈庆红,省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省律师协会会长白敏,全国政协委员、省律师协会监事会主席朱山参加座谈。 现场场景   在省律师协会,时光辉实地查看了全省律师行业党建工作、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及省律师协会党建文化建设情况,观看了贵州省律师行业宣传片。   时光辉在讲话中   在实地调研和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后,时光辉对近年来贵州律师队伍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定位,在助力脱贫攻坚、开展普法宣传、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配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律师行业专项治理等大项工作,促进平安贵州法治贵州建设,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肯定。   时光辉表示:       贵州律师行业深刻学习领会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项工作不甘落后,在全国范围内找准定位,实施后发赶超、勇于开拓创新,在坚持政治引领、加强党建工作、队伍快速发展、作用更加凸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时光辉强调:       当前,贵州正处于由取得脱贫攻坚胜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转型期,这为律师队伍建设、律师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舞台,可谓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律师协会和广大律师要深刻认识重大转型期的重大意义,积极主动适应新的发展,在转型中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时光辉指出:   ——全省律师行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勇于在复杂疑难案件和服务基层群众中有所作为。   ——要自觉投身伟大事业,争取发挥更大更好作用,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下功夫,主动前瞻思考,找准工作结合点,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中贡献力量。   ——要更好地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政法机关和广大法治工作者要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加强普法宣传,积极引导群众尊法、守法、学法、用法。   ——要在中央和省委推进的重点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持续做好普法工作,特别是《民法典》宣传贯彻实施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诉源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要高度重视律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推进律师队伍全面发展,加强律师素质、结构、布局等方面的质量发展,加强律师协会建设,充分发挥好律师协会的职能作用,严格管理、规范运行,加强律师队伍自律和教育管理。   ——各级政法机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完善保障律师执业环境的制度机制,为律师充分发挥好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提供良好保障。   张涛围绕加强全省律师行业政治建设、强化律师行业党建引领、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推进律师依法执业、引导律师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律师协会自身建设以及加强律师服务、协调解决“三难问题”、实施“一网通办”等具体工作进行汇报,并表示将针对相关情况分析研究、抓好落实,全力推进全省法律服务工作和律师事业高质量发展。   张涛汇报工作 白敏围绕律师协会职能定位、机构设置、党建工作、行业发展、助力法治建设、服务中心大局、履行社会责任、深化执业权益保障、存在困难问题、下一步工作重点等情况作了全面汇报。   白敏汇报工作 朱山围绕律师参政议政、服务贵州经济建设、行业信息化建设作了补充汇报。   朱山补充汇报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公室秘书综合组、顽瘴痼疾整治组负责同志,省级政法机关有关处室负责同志,省律师协会会长班子部分成员,省律师协会监事会部分监事等参加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第十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13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出席会议并讲话,希望广大律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谱写新时代律师事业发展新篇章。 郭声琨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律师事业创新发展,律师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广大律师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发挥职能作用,作出积极贡献。希望广大律师始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引,自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律师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个人的价值追求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紧紧连接在一起,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始终坚持人民律师为人民,努力用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的定位,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 郭声琨勉励广大律师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要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职业操守,争做受人尊敬的法律之师、诚信之师。律师协会要密切联系、真诚服务广大律师,做律师最可信赖的贴心人。 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
  第十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13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出席会议并讲话,希望广大律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谱写新时代律师事业发展新篇章。   郭声琨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律师事业创新发展,律师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广大律师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发挥职能作用,作出积极贡献。希望广大律师始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引,自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律师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个人的价值追求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紧紧连接在一起,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始终坚持人民律师为人民,努力用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的定位,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   郭声琨勉励广大律师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要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职业操守,争做受人尊敬的法律之师、诚信之师。律师协会要密切联系、真诚服务广大律师,做律师最可信赖的贴心人。   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
9月24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三处一级调研员田维亚莅临省律师协会调研指导工作并召开座谈会。省民政厅社会管理局局长赵卫东、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黄承胤陪同调研。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四级调研员倪康,省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省律师协会会长白敏参加座谈并主持会议。省律师行业党委委员、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潘登勇及省律师协会秘书处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白敏向调研组汇报了贵州省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情况、贵州省律师协会自身建设情况以及近年全省律师行业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和律师队伍发展情况,并就全省律师坚持政治统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围绕贵州“四新”“四化”,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开展打赢脱贫攻坚、村居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疫情防控、法律援助、民法典宣讲、助力民营经济发展“万所联万会”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等工作与调研组充分交换了意见,并结合律师事业发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向调研组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倪康对民政部门多年来始终关心和指导我省律师协会和律师行业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并向调研组汇报了近年来省司法厅加强全省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监督指导协会工作、规范律所和律师执业管理等工作情况。倪康表示,省司法厅高度重视律师行业工作,希望民政部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帮助我省律师协会建设,共同推进我省律师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赵卫东针对贵州律师行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了客观分析并指出,贵州省律师协会作为我省社会组织的代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着力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律师行业自律管理的全方位、全过程,在党建上发挥了领航作用,在组织管理上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希望贵州省律师协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和主观能动性,提升行业服务效能,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田维亚对贵州省律师协会坚持政治统领,狠抓党建工作,带队伍、强业务、促发展,紧紧团结带领全省律师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全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贵州律师是一支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队伍,也是一支党委、政府信任的队伍。对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省律师行业上下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真抓实干、奋发有为、久久为功的精神一点一点的解决、一项一项的落实,一年一年的夯实。 田维亚对进一步抓好贵州律师协会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要紧紧围绕民政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部署要求抓好协会自身建设,进一步激发协会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持续推动律师行业健康发展;二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引领,加大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引导全体律师争做新时代的社会模范;三要加强青年律师培养,提升青年律师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推动律师队伍建设;四要加大与党委、政府宣传机构和新闻媒体的联系,加大律师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律师影响力,提升律师社会形象。
  8月9日—10日,根据省司法厅、省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班的工作部署,由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遵义市律师协会会长令狐兴中率领的贵州省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自查核查阶段交叉评估验收工作组,赴贵阳市开展评估验收工作。   在贵阳市司法局召开的座谈会上,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市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班组长莫智,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处长、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市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班副组长胡亮,分别介绍了贵阳市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开展的有关情况。   工作组对贵阳市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给予肯定,在工作任务体量大的情况下做到了扎实、细致和创新。   工作组通过查阅工作台账,对照评估考核指标中五个方面三十项指标进行了评估验收。   工作组还先后到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贵州兰和兰律师事务所、上海中联(贵阳)律师事务所、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贵州修仁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实地走访,听取相关工作介绍,查阅律师事务所相关记录,并与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书记、律所主任开展谈心谈话,向律师事务所律师、行政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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